Tony Laudadio和他的朋友们
29岁那年,我被诊断出患有肾癌,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那时我在德克萨斯州的事业正处于发展阶段,我还有一个年轻的、成长中的家庭。当我的医生打电话告诉我有一个大肿块时,我甚至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我去了休斯顿的MD安德森癌症中心,在那里Surena Matin博士从我的肾上切除了一个胡桃大小的肿瘤,我的腹部留下了一个很大的疤痕。四个月后,我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。
彼时我还不知道,那只是一次出人意料的旅行的开始。
▲ 我的第二种癌症:脑癌
两年后的一天,我在一次会议后和同事们交谈。我给自己泡了一杯咖啡,当我喝完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,咖啡杯从我手中滑了下来,我就像被冻住一样完全动不了。每个人都困惑地盯着我看,我自己也很困惑。不过过了一会儿我就好了。
两天后,一个医生朋友建议我去做个脑部核磁共振作为预防措施。“让我们排除最坏的情况。”他说。
但不幸的是,他最担心的情况发生了:我得了脑癌。我后来了解到我得的是III级小突神经瘤,一种与我以前的肾癌完全无关的原发性脑肿瘤。
▲ 脑癌是一场长期斗争
我回到MD安德森接受治疗,神经外科医生Sujit Prabhu博士为了做了精湛的开颅手术(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,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)。当我醒来的时候,我的头上裹着一个新的8英寸的大伤疤。我的右侧有一些神经损伤,但情况有所好转。总之,我活下来了。
手术后,我在医院里呆了一个月做住院康复治疗和学走路,接下来我还接受了大量的辐射和化疗。四年后我每周仍要做几天的门诊理疗,也许这辈子都要持续下去。不过我现在可以开车了。
在肾癌治疗后,我以为我离无癌生存的目标很近了。但我知道小突神经瘤可能永远会伴随着我。就脑癌而言,它的预后相对较好,但无法治愈。
▲ 在我的家庭中寻找力量
在我困难的时候,我不禁会想如果没有我,我的家人该怎么办。所以我积极的寻求治疗。我的妻子Carrie在很小的时候就因癌症失去母亲,她一直很坚强,并把这种心态带到了我的抗癌斗争中。
我做肾癌手术时她怀孕了八个月,我做脑瘤手术时她又怀孕了八个月。然而反而是孕期的她一直在照顾我和三个小女儿。她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,但其实我倒希望她能抱怨一下。不过毫无疑问,因为她的力量,我还在这里。
▲ 做一些有意义的事
当我在MD安德森重新学习走路的时候,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帮助别人的欲望。我是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,所以失业是很可怕的,我们很幸运有一个良好的支持网络。经过14个月的治疗,我在一位好朋友的帮助下创办了一个慈善基金会,以支持像我和我的家人一样挣扎的其他癌症患者。
我想我学到的最好的一课是我再也不会回到每周工作65小时的生活了。现在在我看来,深夜工作和回复电子邮件并没有孩子们的睡前歌曲重要,给予他人也比赚钱更重要。
癌症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我们所有人。我现在花时间照顾我的家人和基金会,因为我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激励其他受癌症影响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