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7年,49岁的我无意中发现下巴下面的淋巴结肿了,但辗转求医两年多(期间还看过皮肤科医生),才确诊为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(CLL)。
CLL显示17p异常,这意味着癌症可能扩散得更快,对治疗的抵抗力更强,缓解期也更短。我有两个朋友都得了白血病,他们在MD安德森癌症中心接受治疗,也推荐我去那看。
与癌症的初次交手
我被分到了Michael Keating(迈克尔·基廷)博士的医疗组。我之前花了很多时间做CLL相关的功课,正好读到过他的研究文章。过去30年里,他深耕CLL的临床研究,擅长17p病例,并发表了突破性的研究报告。
Michael J. Keating, M.B., B.S.
2011年初,我的病情迅速恶化。在基廷医生的指导下,我接受了一个疗程的“氟达拉滨-环磷酰胺-利妥昔单抗”治疗,但这只能杀死部分肿瘤。在进行下一步治疗前,我休息了一阵来恢复体力。
B细胞淋巴瘤接踵而至
2011年9月,在恢复期间,我被诊断出肺炎,并接受了X光检查。医生意外地在我的肺里发现了一个肿块,结果是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。
很不幸,我的CLL发生了一种可怕的进展——“里克特转化型”(Richter's transformation)CLL,已突变成一种恶性淋巴瘤。这类病人很少能活过两年。
我先进行了两轮hyper-CVAD(环磷酰胺+长春新碱+阿霉素+地塞米松)化疗,然后接受来自我姐姐的异基因干细胞移植(很幸运,配型全相合)。
一切都按照基廷博士的治疗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。2012年4月,我地报告单上赫然写着一个奇迹般的词:“无癌状态(cancer-free)”。感谢上帝,感谢基廷博士!
挑战极限
作为两种血癌的幸存者,我心怀感激。我一直希望挑战癌症幸存者所能达到的极限。如今,我加入了白血病和淋巴瘤协会的训练团队,通过耐力项目为癌症研究筹集资金。
从2012年秋首次跑完10公里后,我已完成了300英里的自行车赛、半程马拉松和250英里的徒步旅行。那次旅行我背着50磅重的背包,在野外露营了27个晚上。
今年,我完成了“三合一挑战”,包括4月中旬的半程马拉松,5月中旬的200英里自行车骑行,以及6月中旬在优山美地国家公园进行的10英里徒步旅行。善良的朋友们纷纷慷慨解囊,帮我为血癌研究筹集了3万多美元。
后癌症时代:分享我的“4F”抗癌秘籍
这些耐力和冒险活动已成为我摆脱癌症后的“新常态”。当然,我还会面临一些副作用的挑战,比如脚上的神经疾病,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毛病,毕竟我的免疫系统还没有完全恢复,每6周就要注射一次免疫球蛋白。但我很满意现在的状态,正能量满满。
经历癌症后,我似乎感到一种来自内心的召唤,想去帮助其他病人。当我与新确诊的癌症患者交流时,我会提供一些建议,分享支撑我活下去的东西:Faith(信仰)、Family(家庭)、Friends(朋友)和Fitness(健康),正是这4个“F”帮助我度过了癌症。
对我来说,最重要的是信念,正如已故美国大学篮坛名教练、抗癌明星吉姆·瓦尔瓦诺(Jim Valvano)所言:癌症只能折磨我的身体,不能摧垮我的灵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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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MD Anderson官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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